白癜风正规医院 http://www.bdfyy999.com/index.html《虚假的崇高，真实的崇高》
作者：海伦?文德勒中译：blavatsky（包慧怡）
生活向史蒂文斯提出的最了不起的问题，就是崇高的生活是否可能。“诗歌不是一种文学活动；它是生死攸关之事。”史蒂文斯在给理查德?艾伯哈特的信中写道。诗歌向史蒂文斯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能不带反讽地好好书写他的生活，他是否能在其中找到崇高，找到一点属人的宏美。史蒂文斯对世界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极致的相对主义，他心中曾经升起一种几乎致命的怀疑论——关于他自己的表达，哪怕是最刻骨铭心的那些。在他早年的宣言《作为字母Ｃ的喜剧家》中有种枯萎的反讽，对他而言，这预示着漫长的自我贬低的职业生涯中的一种永恒自抑。在他的美国环境中——实用主义、勇于创新、打诨插科——无论在经验还是语言中，似乎都不存在为诗意的崇高所准备的空间。他在《美国崇高》中发问：杰克逊将*要如何为自己的塑像摆造型？美国式的崇高如何才可能发生？有没有一个民主英雄？观众的反应又会是如何？生活要求一点尊贵；一个人无法“裸足行走/眨着眼睛，一片空白”。但人是如何感受的？他逐渐习惯天气，风景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而崇高自上而下莅临精神本身，精神和空间，空白的精神在中空的空间里。一如他早期诗集里的许多别的诗，《美国崇高》感受到了比它所能言说的更多的东西，必须等到史蒂文斯晚年的长诗里才能恰如其分地延展。然而，它击出的音节已是史蒂文斯坚持不懈的主题之一。对于史蒂文斯来说，提出一种“美国崇高”就是解放一种旧看法：崇高的事物长久以来唤醒的都是大而宏伟的观念，一种广袤无边的敬畏和一种狂喜般尊崇的姿态，以至于将它定义为“空白的精神在中空的空间里”这一简短的说法成了一切宣言中最大胆的。史蒂文斯关于一种赤裸的崇高的提议令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于是他没有穷追不舍，而是以一串无望的问题来结束《美国崇高》：“人喝何种酒？人吃何种面包？”广为接受的崇高的源泉——哲学或宗教上的天赋、幻视的能力、革命激情、人道主义的热忱——看起来在史蒂文斯所居住的战后美国大致是不存在的。如果他要寻找一种诗歌理论，一种生活理论，寻找能喝的酒，能吃的面包，这寻觅将漫漫无涯，其结果不是神圣的蜕变，而是岩石和冰块——面包与酒的原始的禁欲主义的形式，甚至比伊壁鸠鲁式的面包与酒的自然形式还要早。史蒂文斯并非寻找20世纪的崇高的唯一一人，但在他身上，这种寻找避免了在艾略特、奥登或克莱恩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观念、*治或宗教的形式，因此可被看作是纯粹诗学的寻找，创造着自己探索和发现的意象，拒绝从机构、运动或历史神话中借用词汇来支撑自己所创造的事物。从史蒂文斯的找寻中进化出来的诗歌理论是艰涩的，并且最终是神秘莫测的，但它造就了史蒂文斯晚年的那些卓绝的诗歌，造就了这些诗歌所定义的那类崇高。在现代世界里，通往那条荒凉的崇高的道路是值得效仿，因此，在为史蒂文斯的旅程绘制地图的过程中，我不反对——虽然反对是可能的——他对崇高之必要性的不懈坚持；无论是否对每个人都必要，它显然于他是必要的，任何只关心日常事物之病态（或魅力）的诗歌对他而言都是次一等的，他一生都坚持这点。“与我们提议、相信或渴望的事相比，我们所建筑、栽种或所做的事是那么卑小。”他在《书信》中如是说。对他而言，诗歌的真正功用就在于抵达那延展至宏伟、崇高、无法名状之物的提议、信念和渴望的长期设想。简要说来，史蒂文斯脑海中有两种打从一开始就明晰可见的争论。一种是崇高与非崇高之间的争论；另一种是两种不同的崇高方式之间的争论——广为接受的崇高以及新的崇高。第一种争论我们这里无法花太多时间，但值得简短地提一下。总体上，《簧风琴》的美学融合了崇高之敌：意象派和印象派。前者出现在史蒂文斯诗中的单独场景内，例如火猫竖起鬃毛、黑鸟盘旋、黑色统治、六种重要的风景出现；后者——印象派则造就了史蒂文斯对姿态、起伏和动作的坚持，造就了他刹那地捕捉变幻的场景的渴望，无论是在《充满云的海面》还是在《普通女人》中。这些诗当然可被看作是视觉的、姿态的、捕捉刹那的，但同时也有令人不安的寓言性。我们觉得《充满云的海面》中诗节的顺序举足轻重，不能任意打乱重排，这种感觉或许会使我们相信在视觉层面之外另有一层“意义”。又或许，每节诗中的问题扰乱了图画的连续性。“要成为蓝色，”一如史蒂文斯后来在《终极的诗歌是抽象的》中所言：“必须不问任何问题。”另一方面，比起其他视觉艺术，或许只是诗歌必要的线性形式促使我们更多地以寓言的方式去阐释它，将一首诗看作一个隐藏起自己的解决方案的问题。在面对《簧风琴》中哪怕最简单的诗作的“意义”时，我们会发现那些意义通常是讽喻的、调侃的，很少是颐指气使的，无论是在英雄式、悲剧式还是崇高的层面上。这些历史上与浪漫主义紧密相连的维度在史蒂文斯看来，一如他在《午餐后的航行》中所言，是“纯粹最乏味的弄虚作假”。他更愿意“说轻风使船帆忧心。/……说今天的水流湍急”。然而，与“消灭所有人群，成为/炫目之轮的眼球”这种意象派和现象学上的渴望并存的（这种渴望后来使史蒂文斯成为了魔法师对宇宙的操控中的一个被动主体），是我们在史蒂文斯一部分“早期”诗作中找到的那种令人不安的崇高。这些诗的崇高性（在《星期天早晨》和《致虚构音乐的那一位》中尤为显著）令人不安，因为它似乎要求抑制我们在其他诗里找到的那个姿态型的史蒂文斯。为了这种“雄伟的风格”，史蒂文斯披上了华兹华斯和济慈的长袍，在佩特式的对私人情感——无论是快乐抑或痛苦——的神化中找寻一种虚假的崇高：神圣必须居于自身之中，雨之激情，或是落雪的情绪，孤独中的哀恸，或是不受抑制的狂喜，当森林鲜花盛开。这种句子太宽泛也太轻率。如果神圣居于每种情绪之中，那么它与日常生活也就难以区分。此外，本段中有种一概而论的口吻，为一切激情——无论是狂喜还是悲哀——都涂上一层悼念的怀旧色彩。完全看不到抵达崇高所必需的那种僵硬的阳刚的要素（它也并不存在于史蒂文斯的楷模们身上）。在《我叔叔的单片眼镜》中，为了塞入一些这种僵硬，史蒂文斯倒退去了反讽那里，这就搞混了那首趣味盎然的诗的语调，直到篇末几乎都是如此。不过，这首诗收尾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诗找到了一种既非宏伟也非讥刺的中间语调，可以称之为“评估式”的：……我追寻仍在追寻，爱情的原初和路径，但时至今日我方知晓那羽翼翕张之物竟有如此醒目的阴影。这种中立、冷静的语调既不是《冰激凌皇帝》中那激烈的憎怨——它蛮横地“粘贴”无情的“光束”{2}——也没有《致虚构音乐的那一位》这首颂歌中狂想曲式的韵律。在我看来，这在《簧风琴》中是一种崭新的语调，是认知的，而非描述的、讽刺的、狂想的，其中没有遍及《簧风琴》别处并在史蒂文斯的宣言中显而易见的对唯理论者和好斗者之流的警惕，无论这种警惕性是多么异想天开和富有魅力。史蒂文斯不但受到头脑中情绪的虚假崇高的诱惑，也受到肉体之美的虚假崇高的诱惑：思维之美转瞬即逝；一扇大门的痉挛的追踪；但在肉体中它永垂不朽。这是对女性意象的渴望，一种振聋发聩的肉体的崇高；当渴望的对象是男性意象时，还杂糅有妒忌，一如史蒂文斯那圣洁的无邪少女观察道：凉爽的夜，它那些奇幻的星垂，一流的情人和佩束带的典范，靴子亮闪闪、崎岖不平、傲慢的雄性，金色唐?璜的庇护者和成像仪，这位唐?璜将在夏日降临前拥抱她。史蒂文斯对于自己崇高得做作、肉感十足的创造物感到颇不自在，这迫使他让苏珊娜被红眼睛的长者和傻笑的拜占庭人包围，并赋予他的唐?璜一种萨德式的弦外之音。这两种造物都是勉力而为；两条路都是虚假的。对于史蒂文斯而言，性的身体不可能是——无论他多么希望它是——价值的源泉。当他后来放弃了性的身体，试图（受到二战的驱使）在一种比生活本身更宏大的英雄体内找到崇高的源泉，他的英雄：……走路的步子更加灵巧轻快。他的手臂沉重他的胸膛宽阔。他所有的言语都是句子更长的隽语。苏珊娜、唐?璜、英雄，这些对史蒂文斯本人而言都是外在的，或许可以说，每个诗人的崇高都只能在他自己品德的界限里找到。即便是叶芝式的面具，最后也不过就是诗人不戴面具的脸。在这些诗中，史蒂文斯似乎在刻意寻找那种会被叶芝称为虚假的面具的东西。在一场真正的对面具的搜寻中，耽于肉欲的人会搜寻禁欲主义的面具，因为禁欲主义包含着他的自我憎恶，一个观察思索他的活动业绩的真正的平辈：反过来也一样，禁欲的人会寻找纵欲者，以此来包含他自己被压抑的欲望。然而，对于一个不是出于奥古斯丁式的弃绝，而是纯然、仅仅由于天生气质而禁欲的人，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如果他在感官之物中寻求崇高的意象，这就是虚假，因为感官之物与他的精神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密切联系——哪怕是作为一种对立。这些肉感的崇高——苏珊娜、唐?璜、英雄——还有一种共同品质：描述他们时使用的都是比较级或最高级。苏珊娜是不朽的，而思维之美转瞬即逝；唐?璜是一流的情人；英雄走路的步子比别人更加灵巧轻快，说更长的句子。简而言之，这些都是从水平层面向上通往幻视的以太的延展，史蒂文斯一遍遍地渴望找到诸如此类但变了样的形式：真正的变形者从人类之山中带出，真正为缩小的疆界而准备的天赋，巨大的人群之胚胎，阴影中蓝色的朋友，富足的阴谋家，供认者、安慰者、高高在上的亲属。如果我们要增补史蒂文斯的缪斯，他那“‘不可能的可能是哲学家’的人”等等，这个名单就几乎可以无休止地延长。但史蒂文斯不是能任意下令建筑崇高的忽必烈汗。当他在职业生涯中断断续续地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便转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一种与意象派所拥戴的最接近的诗学理论，就是说，一首诗可以仅由一种完成的姿势组成：一个滑冰的男人，一个梳发的女人：头脑的诗歌在发现充足之物的过程中……它必须是对满足的发现，可以是一个男人滑冰，一名女子起舞，一个女人梳发。头脑之行为的诗歌。这些姿势是精心选择的——没有一个可以被兽类完成，这都是些人类的、显著属人的动作——但是，一首仅仅关于姿态的诗，恰如一首仅仅关于测算天体的诗，是危险地驶离了人类本质的。史蒂文斯在零星散乱与浮夸做作之间摇摆不定，交替寻找着微不足道之物和柏拉图式的事物，暂时只在不真实得令人失望的柏拉图的那一端找到了他的崇高：“与这珠宝一起平静下来/这困惑的折磨。”然而，所有这些虚假的崇高，连带着它们那朝宏伟风格所做的虚假努力，即便是伪造的，对于史蒂文斯也代表着一种真实的路径。要么是他所需要的崇高，要么什么都不是。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些中途小站的怀疑在他自己那里也得到了回应：“用人类的声音说出比人类更高的事物/这是不可能的。”布莱克穆尔关于史蒂文斯的意图的描述——谨慎地说出无上的宣言，好让它们的美不在它们的力量之前呈现——与其说是关于史蒂文斯愿望的描述，不如说是关于他的成就的描述。用宏伟的声音诉说宏伟之物——当然，在这方面他得与他的浪漫主义先辈们较量——事实上正是他一而再、再而三试图去做的事。风格上的尝试是生活中尝试的反映——尝试活着而不觉得自己贱如蝼蚁、荒诞不经、无足轻重。有时候，史蒂文斯在自己眼中就是所有这一切：是九月了，现在，网已织好，网已织好，你得穿上，你最后的侏儒，等着被穿上。在另一首诗《最后一个解放的人》中，他谈到将自我的蚂蚁变为一头公牛——只是通过闪耀的太阳这一简单的力量。这种变形举足轻重，值得为它写一首诗，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他通常感觉像只蚂蚁，而不是公牛。在他的标题以及诗中人物的名字里反复出现的自我贬低反应了那对崇高的不懈渴望的对立面；在他所有的诗中——在《阿尔弗雷德?乌鲁圭太太》中最为显著——都有一种真实的两难处境：一个人究竟是通过逃避真实还是寻找真实才能抵达崇高？这个问题造成了史蒂文斯风格的明显交替变化，因而也给选集的编者造成了困惑。有一个说话简明扼要、反讽的史蒂文斯，一个哀歌式的哲学的史蒂文斯，一个野心勃勃、咒语般的史蒂文斯，一个诙谐的史蒂文斯，一个今日新闻的史蒂文斯，一个纯粹描摹的史蒂文斯。尽管史蒂文斯在他的许多诗中——包括一些最成功的诗——避开了宏伟和高贵这个问题，该问题却困扰着他，并且终其一生都会持续再现。那么，史蒂文斯究竟在何处找到了一种生命的高贵，并在语言中找到了对应的宏伟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独立地来看那些我们觉得最自然而不牵强地表达了他认为是最真实的自己的某些诗，但很难找到一句可以概括这些诗的意义和效果的句子。我认为，能代表所有这些诗的最佳例句出现在《给帕尼尼的回答》中：最纯粹的诗歌，他说，是“表现为胜利的活下去的英勇努力。”如同史蒂文斯的诸多关于诗歌的格言，这句话可以分别理解为一句关于思想的评论、一句关于风格的评论、观念之诗、语言之诗。我们得出结论，这样的一首诗往往是悲剧的，尽管它
